“隐蔽”防线上的阻击战——武汉医疗废物处理从“全线告急”到“日产日清”

    从平时每天40吨左右，陡增到高峰期的247吨……新冠肺炎来袭，处在疫情中心的武汉昼夜产生大量医疗废物。不及时处理极易引发“二次污染”，能否处理好这些带有强感染性的废物直接关系疫情防控的最终成败。

在生态环境等各个部门齐心努力下，经过两个多月奋战，曾“全线告急”的武汉医疗废物处理连续一个月实现了“日产日清”“应处尽处”，日处理能力也从疫情初期的50吨增加到260多吨。

    ——数量陡增“全线告急”

    武汉金银潭医院西南角一隅，一间厂房矗立，三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消杀。厂房内，十几个黄色醒目的垃圾箱整齐排列。作为武汉市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医疗废物暂时储存库房，即使平时也少有人员往来。

    “疫情发生后，医疗废物翻了好几倍，整个库房爆满。而新冠肺炎医疗废物具有更强的感染性，长时间暴露有二次污染的危险。我们加强消杀的同时，一遍遍催促处理公司赶紧运走。”院感科工作人员胡玲艳直接负责医疗废物处理，至今对高峰期的紧张状况心有余悸。

    金银潭医院只是疫情初期武汉医疗废物处理的一个缩影。

    湖北省环保厅的一组数据同样显示形势的严峻：疫情发生前,武汉市每日医疗废物产生量40至50吨左右。疫情发生后，武汉市医疗废物产生量随着病例的增多陡增，2月16日超过100吨，2月21日达到200吨，3月1日达到最高约247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武汉市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明显不足。武汉市原仅有汉氏环保公司1家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日处置能力为50吨。

    “我们只有24台医疗废物运输车辆。疫情导致医疗废物构成发生改变，一次性防护服、棉纱等废物体积大、重量轻、产生量大，加大了清运难度。”武汉汉氏环保公司总经理杨帆表示，最多的时候，运输医废的专用车从厂内的上料口一直排到厂区门外，绵延七八百米。“那时，一线司乘及操作人员极度疲劳，压力巨大。”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瑞勤介绍，2月中下旬开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大量积压。2月25日最高峰时达到192吨。大量医疗废物在医疗机构或暂存库超期贮存。

    ——全面打响“应急阻击战”

    “多一分钟就多一份风险。”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邱启文表示。疫情发生后，生态环境部第一时间安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成立前方工作组，及时指导帮扶湖北省和武汉市做好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随着医疗废物处理形势日益严峻，邱启文等被紧急派往武汉一线，进一步加强前方工作组力量。

    “事态紧急，疫情发生后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困难重重。”回想整个过程，邱启文表示。而摆脱困境，提升处理能力是关键。

    邱启文介绍，生态环境部门原本只是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的监督部门，面对疫情，主动承担责任，保障医疗废物安全处置。一方面在保障原有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稳定运行、挖掘潜力的基础上，着力推动武汉市短期内新建并投运一座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心。

    央企“国家队”被快速征召。“在生态环境部协调下，我们2月5日接到建设武汉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心的任务，立即从江苏、辽宁、山东、四川、广西的五个分公司抽调精干力量。10个小时拿出设计方案，14天就建成投运。”中国节能环保集团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类鸣说。

    位于武汉西南部中节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套大型蒸汽消毒设备正紧张运转。烟雾缭绕之中，工人们“全副武装”，有条不紊地推着满载医疗废物的小车往来穿梭。“现在日处置能力为30吨，主要来自各大医疗救治点。不过因为临时修建，很多工作还是得依靠人工。”类鸣说。

    针对武汉缺乏专业处理人员、缺乏处理设施和装备的问题，生态环境部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还紧急从全国13个省份调来了医疗应急处置专业人员140人，日处置能力近80吨的39台移动式处置设备，22台垃圾转运车和口罩、防护服等一大批抗疫物资支援武汉。

    武汉市相关部门则充分发挥危险废物焚烧炉和生活垃圾焚烧炉协同处置的补充保障作用，大幅提升医疗废物实际处置能力。

    “武汉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武汉市最大的工业废物处理厂，1月21日，我们找到这家公司，请他们把生产线调整为医疗废物处理生产线。在原有的机械上料容易弄破医疗废物密封包装的情况下，依靠人工上料，解决了10到15吨的日处理能力。”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阎忠宁说。

    阎忠宁介绍，在部、省、市各方支持下，2月29日武汉启动积存医疗废物“清零行动”，到3月2日将前期积存192吨医疗废物全部清运处置。

    目前，武汉市医疗废物日处置能力达到265.6吨，是疫情前的5.3倍，处置能力已经从“紧平衡”向“产处平衡”转变；连续实现一个月医疗废物“日产日清”。同时，自3月7日开始不再外运周边地市处置。

    ——“只要疫情不结束，我们就继续战斗”

    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解决了武汉医疗废物处理的燃眉之急。“三个月的‘战斗’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邱启文说，如果当初没有紧急采取各项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事件让环保部门对医废应急处置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有了更深的思考。邱启文表示，“应该加紧筹备一支多层次、常态化的医疗废物处理队伍。如新建一些危废焚烧处置企业和垃圾焚烧处理企业，并相应地配套能够处置医疗废物的投料口和装置。这样平时有活干，战时打得响，既不会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又能保证应急处理中有足够的力量。”

    类鸣表示，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国家还应全面统筹医疗废物处理企业的布局，以便必要时跨区域协同作战。

    卸桶、推上传送梯、倒桶，再将已经空了的塑料桶挪到一边……负责医疗废物进入焚化炉最后一道工序的汉氏环保公司员工王鹏和同事每天重复着这些工作。但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危机四伏：装有医疗废物的塑料袋有时会破裂，王鹏和他的同事们直接暴露在病毒中。

    “我倒不害怕。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王鹏对记者说，“尽管现在疫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但只要疫情不结束，我们就继续战斗。”

    20多公里外，中节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心旁边的空地上，大型机械仍在轰鸣。

    “二期工程正在施工，建成投运后，这里的医疗废物处理能力将翻番。武汉市医疗垃圾的处理的状况将进一步富裕，前期高速运转的产线也能得到检修休整。”望着已经平整好的空地，类鸣说。